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不僅是一部光榮的奮斗史，也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正當其時，十分必要。黨史寫的是歷史，敘的是奮斗，述的是大道，探索的是規律，啟示的是當下，燭照的是未來，它積淀著治國理政的寶貴經驗、蘊藏著資政育人的豐厚滋養，能夠給我們提供無窮的智慧、豐富的營養和前行的動力。本專題從多角度展示了市場監管部門計量系統開展的形式多樣的黨史學習活動。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市場監管計量人將以此為新起點，從黨的百年史中學習一心為民、敢于斗爭、開拓奮進、實干創業的精氣神，把學習黨史同現實工作結合起來，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提高運用黨的科學理論觀察、分析、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努力把學習成效轉化為工作實效，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闊步前進。
土地革命時期的度量衡
要多了解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知識，用實際行動把紅色基因一代代傳下去。中國革命根據地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試驗田，開展過政權建設、軍隊建設、經濟建設、法制建設、文化建設等各種建設，其中經濟建設是服務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重要基礎，而度量衡器具及管理制度為促進當時的根據地工業、農業、貿易、司法等正常推進，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個革命根據地發布過很多的度量衡管理制度，也制作了一些度量衡器具。為開展土地革命，促進生產、經濟建設，創造性地提出了很多計量方法，維護了紅色革命根據地正常的經濟運轉，極大地促進了革命根據地的生產和經濟發展，保證了貿易公平、稅收統一。為了更好地學習黨史，現對土地革命時期部分根據地黨領導的度量衡工作做一綜述。
一、中國革命根據地度量衡制度的建立
統一度量衡，加強對度量衡的監督和管理，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華蘇維埃政府實現工農當家作主、穩定經濟秩序的一項重要舉措。為此，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對統一度量衡的工作高度重視，從經濟建設和商品交易的各個方面都提出了具體要求，并進行了立法和宣傳，對不遵守度量衡統一標準的不法分子進行懲處，維護了根據地的經濟建設。
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主要是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的土地革命，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即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調動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證土地革命的勝利?；诖耍鶕氐亩攘亢夤ぷ饕彩菄@土地的分配來開展的。
早在紅四軍向贛南閩西挺進途中，紅四軍黨部發布的四言體布告就提出了“大小商人，平買平賣”的要求。1930年3月25日，《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提出：“商人所用秤斗尺，須造出一樣，不得用手段來剝削工農。”
1926年4月26日，《政治周報》第九期《東江各屬行政會議紀略》中記載，三日電——通過商務提案五條“請政府劃一度量衡”。這是東江行政委員會周恩來同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行政會議上比較早地提出劃一度量衡的概念。
1926年6月，《廣東農民運動報告》中《關于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等經濟問題決議案》提出，廢除一切雜捐、附加稅及不法苛抽，禁止奸商壟斷物價，囤積居奇，杜絕缺斤少兩，“統一度量衡”。
1926年9月1日，《商民運動》第一期中《廣東第一次全省商民協會代表大會之經過》中記載，會議表決重要議案一十五件，第十件“請政府劃一度量衡決議案”。
1929年1月，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提出：“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余皆不論。”可見中國共產黨人很早就意識到要生存，就要做經濟，做經濟就要做市場，做市場就要做交易，規范交易結算就要統一度量衡。1929年11月5日，《中共閩西特委通告（第15號）》提出“度量衡由政府統一規定”的要求。1930年3月25日，《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宣言》中提出，商人所用尺斗秤，須造出一樣，不得用手段來剝削工農。
同時很早就提出度量衡器具要統一制造，要制造出相同的度量衡器具。提出依照“式樣”仿制，對原有的度量衡器具需改后才能使用，并對違反度量衡規定的進行處罰，可以說這些管理市場的制度理念是比較超前的。
1930年5月1日，《右江蘇維埃政府土地法暫行條例》第六條（其他）第（一）（2）款規定：“統一幣制，統一度量衡”。這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法律里面提出“統一度量衡。”
1930年10月，湘鄂西第二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土地革命法令》第18條規定“統一幣制，統一度量衡。”
1930年3月25日，閩西《勞動法》第六章《運輸工人條例》規定：“不準行家吃秤頭?！币簿褪钦f不允許運輸行（鋪）利用秤作弊來克扣運輸工人。
蘇維埃根據地大部分在農村。農村集市始終是蘇區廣大人民交換商品的主要場所，是人們生產、生活的依托，也是當時使用度量衡器具最頻繁、最集中的地方。1926年9月，《農民合作概論》第四章之《販賣合作社性質和效用》中記載：“到麥熟或秋收以后，把自己生產的粃豆麥米谷之類，少者三四斗，多者四五石或八九石，用驢馱或人擔或車載，搬運到近者七八里，遠者數十里的集市上，自己既不知道市場上的行情，以及將來的趨勢，全國或全世界的供給和需要，又對于自己產品之品質沒有正確的認識，又以既遠道而來搬運不易，人地不免于生疏，所以在評價貨物的品質上，不得不受經紀牙行及奸商的愚弄。而商人和經紀牙行每天在一起起居，這里無私也就有弊了，大斗大秤大尺，評小價評惡質的就算了?！彼钥煽闯龆攘亢鈱σ话憷习傩帐嵌嗝粗匾?。
1931年12月1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第7條規定：“在土地分配時，不僅應計算土地的面積，而且應估計土地的質量（特別是收獲量）?！?/span>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草案》第二章第55條第10款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度量衡和幣制”，在全國蘇維埃區域實行統一。根據《憲法草案》規定，1933年5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各級國民經濟部暫行組織綱要》明確決定：“由中央國民經濟部國有企業管理局，管理各種國有企業并度量衡事宜?！?/span>
1932年7月9日，鄂東南蘇維埃政府《鄂東南蘇維埃政府內務部兩個月工作計劃》規定：“過去鄂東南的度量衡，非常復雜，現決定由本部制定統一的度量衡，發由各縣群眾按照式樣仿制，至各群眾原有的度量衡，準予改正后使用。嗣后如再有大進小出情事，應給予處罰。”
土地革命早期，鄂豫皖蘇區由于赤白拉鋸頻繁，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商業貿易也受創甚重。鄂豫皖蘇區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采取各種積極措施，促進商業發展。1931年7月，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指示皖西北特區應充分利用豐富的茶、漆、竹、木等土產資源，“切實執行統一的累進稅；建立臨時市集，派遣專門經商人才，到非蘇區去召致商客，蘇區中生產品能夠大批出售”。1930年4月召開的皖西北六霍六縣聯席會議，表示要保護正常的商業貿易，“保護商業交易，嚴格糾正平分小商人財產的行動，同時應注意商人怠工”。皖西北為便利與白區商業活動的順利暢通，一般情況下不對物價加以限制，“只有米規定了價格，其他的貨物沒有規定，如鹽油等”，這是因為蘇區“受敵人的封鎖，頗感受困難，故未定價”。特別是對蘇區特產茶葉，為鼓勵白區茶商來蘇區采購，“對茶商，蘇維埃政府特別地不抽他捐稅，好讓他們到赤區來購買，以銷售蘇維埃區域的農產品，免受敵人經濟封鎖”，只是革除了茶行度量衡舊弊，秤上“一律用十六兩，并廢除了銀兩折扣”。
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在茶行、商行要求一概按十六兩秤計算等，這些包括穩定度量衡的有力措施，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在土地革命初期，無論城市或農村利用度量衡器具克扣老百姓的現象非常普遍。如當時延安縣的商業極不發達，商人多集中于城市，延安縣城的私營商業有102戶，城市商業從業人員有390人，在城內的南街和北街各設斗行一個。斗行是當時糧食自由交易的市場，它由十多個商人合伙經營，主要向民國政府包交稅捐，代客交易糧食，從中取利，每年經過斗行交易的糧食有一萬石以上。
1964年5月15日，《林務立先生訪問記》之《海豐人民集資辦工農合作社》中記載：“1925年10月，我們回來后立即恢復農會，……青果行以泰隆號為首，壓價買入，高價賣出，大秤（20兩秤）買入，小秤（16兩秤）賣出?！惫M織召開群眾大會，“會議開始時，公平區工人中三十多個行業都有代表參加，十二間青果行的一百四十個工友和他們的執委也來參加，還叫他們把秤拿出來，每間青果行交三支，一支行秤，一支司馬秤，一支公秤，總共幾十支秤。”當時在城市利用度量衡器具愚弄產業工人、欺行霸市的情況非常嚴重。
此后，為了達到各革命根據地度量衡的統一，各革命根據地紛紛作出相應的決定。在根據地隨著打土豪、分田地、搞活經濟、穩定經濟、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度量衡的統一逐步得到重視，并慢慢形成制度。雖然在一些地區制定的度量衡制度并沒有完全落實和實施，但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初步建立的度量衡制度，對發展經濟、維護市場秩序、鞏固紅色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革命根據地度量衡單位制的建立
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特別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后，為加強對商品貿易和經濟建設的管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草案）》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境內應統一度量衡和幣制。”為達到根據地度量衡用具統一，中央蘇區結合當地群眾傳統量器實施相對統一，在國有企業則完全統一用標準尺、斗、秤等，以便統計、管理和評比。中央蘇區使用的部分度量衡單位如下：
常用單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
幣制單位：文、分、角、元。
重量單位：錢、兩、斤。
土地面積單位：擔、畝。
容量單位：合、升、斗、擔。
長度單位：寸、尺、丈。
1930年6月，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的《蘇維埃土地法》第29條：“土地稅按照農民分田每年收谷數量，分等征稅：（一）每人分田收谷五擔以下的，免收土地稅。（二）每人分田收谷六擔的，收稅百分之一。”使用的度量衡單位為“擔”。
1931年7月24日，閩西蘇維埃政府在發布的《閩西蘇維埃政府通知（第76號）——關于征收土地稅問題》的通知中，對糧食容器作出了統一規定：“以每十斤為一斗，十斗為一石，一石為一擔（即一百斤）計算，人們須照核數，不要依照當地雜色的‘斗’、‘籮’、‘桶’、‘角力’斛的重量，而妨害了統一財政工作?！奔串敃r閩西蘇維埃政府規定的度量衡單位制為斤、斗、石、擔等，而且把斤和斗、石的換算關系進行了明確。
鄂豫皖蘇維埃政府1931年8月22日發的第11號布告中說，“收到一斗稻子，地主就要六升，若遇天干水旱，租稞不少毫分”。
鄂豫皖蘇維埃政府糧食委員會1931年7月30日通令第一號第四條關于節省糧食問題中說：“單就黃麻這塊兒蘇區來說，有吃的家庭每日節省一合米，每天也要節省五十石糧食”。
豫皖蘇區分得土地的農民，雖然生活還十分清貧，但他們節衣縮食，把糧食一把一把節省下來，主動自愿拿出來捐獻給紅軍，如皖西北根據地群眾在1931年7月28日至8月20日捐獻擁護紅軍的大米七十九石六斗一升、小麥四十六石四斗九升。
中共鄂豫邊特委1930年9月17日邊界通告14號《關于征收累進稅問題的通告》第7條：“蘇維埃應統一度量衡，量以金（新）斗為標準?！睂γ咳嗣磕甑男枰陨?、斗計算，假定五石，并由蘇維埃政府統一度量衡，量以升、斗為單位標準，不滿一石的為零數，概不征收累進稅?？梢?，鄂豫皖蘇區在1930年已統一度量衡的容量量值，開始使用“新斗”。
中共六安中心縣委1930年12月10日《向中央匯報全面工作情況》的報告：“分配土地的原則有二：一種以人口來計算，一種以田之大小肥瘠來做標準（就是以收貨量之多少來做標準）。對蘇維埃區域內的商業，對米規定了價格，其它貨物沒有規定，如鹽、油等。對茶商，蘇維埃政府特別的不抽他捐稅，好讓他們到赤區來購買，以銷售蘇維埃區域的農產品，免受敵人經濟封鎖。但在茶行取消了過去的秤的弊病，一律用十六兩，并廢除了銀兩的折扣”。由此可以看出，鄂豫皖蘇區于1930年已對貿易用的秤進行了統一。
1934年7月，黔東特區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代表會議決議案《沒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條例》第15條規定：“計算土地時，應該計算他的收獲量、位置和收獲品種類的價格，將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中等為標準，計算收獲品，以包谷及大谷為標準，大的可得干包谷一斗二升之地，相當于大谷一挑之地。”
與此同時，各根據地對重量單位的斤、兩、錢；對長度單位的丈、尺、寸等，也作出了相應的規定，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區域內，基本實現了度量衡的統一。
本文刊發于《中國計量》雜志2021年第7期
作者：河南省計量科學研究院 陳傳嶺 王曉偉 劉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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